历史中从万历二十五年一直到万历三十三年八年中，矿监税使们上交皇帝的矿税银仅为300万两，一年才不到五十万两，是他们私下收入的十分之一。
开设了矿务总局与税务总局后，眼下征上来的商税矿税银一年己有一百余万两之多，而且历史上那些嚣张跋扈之极的矿监税使们行动也略为的会收殓些，大部分人的精力转向了真正的找矿开矿等活动，使地方上的小民受到的骚扰会少些。
当然了，就算如此，因为万历皇帝的开矿榷税主体是那些大商人与大矿主等，所以就算一年收这些钱，还是受到了他们的疯狂反对的。他们在朝中的代言人，如各地言官，各个京官等，每几个月都要酝酿一次大规模的上书。
当然了，以前他们的舆论力量是一统天下，在他们的笔下与宣传下，似乎他们是正义一方，万历皇帝的所作所为是昏庸的所为，是万民所指的。
不过现在有黄来福的《五寨堡新闻报》在京中疯狂为万历皇帝政策唱赞歌，这种美妙的情况己经一去不回了。由于黄来福避开文人市场，专走低端路线，言论生动活泼，又买一送一，每张报纸价格极为低廉。《五寨堡新闻报》的论调，至少在普通老百姓与小民中，还是很有市场的，这让那些文官们恨恨不己。
对于《五寨堡新闻报》，黄来福是专门拨款，每个记者都是待遇丰厚，而且不求盈利，加上馆内有强悍的打手做护卫，在京中还有各个权势太监，锦衣卫等人的支持，所以虽然很多文官们对《五寨堡新闻报》恨之入骨，但却是对之无可奈何。
对于万历皇帝的开矿榷税，黄来福是强烈支持的！历史上到了明朝中后期，商业与矿业己经非常兴旺，商税与矿税的征收应该要占到大明税收的半壁江山，而不是将所有的税收压力都放在可惜的小老百姓身上。
黄来福态度很明白，宁可对商人与矿主多欺压些，也不能让普通的农户失去最基本的活路而走上绝路。中国历史己经写得很明白，从来都只有农民造反让天下亡国的，没听说过有商人造反而让国家灭亡的。
而且商税与矿主的征收完善，才能让国家更为的富强。
中央保持一个强大财政核心还是必要的，过份藏富于民，特别是藏富于大商民，在亡国后，只是被别人收割的份，这种事，大明己经是个明显的教训。明亡后，清兵只在江南一个普通的商人之家，便抄到白银二十万两，不过这又如何，这些巨大的财富，都是为他人做嫁衣。
……
关于开矿榷税，这两年在大明百官中闹得沸沸扬扬，想必在此后的多年内仍会纷争不止。
不过关于这个纷争，在东征大军得胜归来后停了一阵时间，因为百官们将注意力转向了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黄来福带回来日本国首批一千万两白银赔款的事，而且依大明与日本国在三月初十日签订的《万历明日亲善友好条约》中，此后二十年内，每一年中，日本国都要赔付大明一百万两的白银，加上利息，还不止这个钱。
而且依条约，在明年中，日本国还要交纳两百万两的石见银山赎回费。
大明各部门己是穷苦了好久，所以关于这个赔款怎么分配，众官都是争得厉害。虽然说很多官员们对黄来福的贪钱如命颇有非意，认为天朝上国，打赢了就打赢了，不应该再向别人要赔款。而且也对黄来福拟定的《万历明日亲善友好条约》这条约名字嗤之以鼻，认为这名字太不雅观了，如果是他们来取条约名字，肯定会比这个优雅。
而且很多官员内心中也隐隐有担忧，大明对外开战也多了，第一次不但可以取回所花的费用，还大大地赚了一笔，使国库一下子充实起来。这些时间，京师内的《五寨堡新闻报》长篇大论，分析战争不一定会带来害处，如果运用得当，反而可以富国强国，事实在前，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与思考。
百官们担忧，如果万历皇上从此知髓食味，穷兵黩武了怎么办？他们倒是不在乎大明会因此花了多少钱，而是担忧从此以后战争频繁，武人地位会大大上升。
当然，不管他们是如何的嗤之以鼻，如何的忧虑，这都是以后的事，对于该争的钱，他们还是争先恐后的。
关于首批一千万两白银赔款的分配，万历皇帝其实也有内心的安排，黄来福发行东征债券近四百万两，因为这笔钱，第二次朝鲜战争才有了胜利的基础，所以不管如何，这笔钱要先支付给黄来福。这样的话，黄爱卿以后才会卖力地给自己办事不是？
其实对于东征债券，万历皇帝也知道其中有近两百万白银是不用偿还商人的记名东征债券。不过万历皇帝还是决定拨出足额的四百万两白银给黄来福。
黄来福辛辛苦苦为他筹备军饷，而且还为他带回了三千二百万两白银的战胜赔款，如果这些钱自己都不给他，那也太说不过去了。
对于黄来福得到这四百万两，百官们也知道那是他应得的，而且这些钱很快便需要偿付百姓们买的东征债券，就算黄来福所得，也得不了多少。
他们虽然眼红议论，不过也没怎么说，他们的目光，纷纷瞄准了剩下来的六百万两白银赔款。除此之外，大明每年还会有日本国源源不断的赔款，这些钱的数额巨大，该怎么用，才是他们最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