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先生高兴地说：“将军有如此心愿，便是张掖百姓之福。
人在做，天在看；尽人事，看天命。刚才我说过，如能长期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必然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将军，我看好你！”
说到这里，永嘉先生话题一转，叹道：“诚如你刚才所云，这种境地确实是一去不复返了。
以前，官与民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是和谐的。但到了后来，不知到了什么时候，也不知是谁，提出了‘牧民’这个概念，从此就把老百姓当成了牛羊一般。
古代用兵作战的人，都懂得对被包围的敌军，不要阻击堵截；对于陷于绝境的敌人，不要追迫得太急。
不是这些敌人堵截不住、追赶不上，而是如果进一步追逼这些已经陷于绝境之敌，便等于告诉他们已无生还的希望，从而增加了他们的仇恨。
阻击堵截已被包围敌人，他们就会作困兽之斗，从而增加自身的伤亡。打仗如此，治政也是如此。
从前秦穆公赦免了盗窃他马匹的岐山百姓三百多人，还赐给他们酒喝；后来在秦晋韩之战中，从大难中救出秦穆公的，全都是那些盗窃他马匹的人。
郑国的当权者子孔作载书，但住在城里的那些士大夫不听从，子孔准备杀他们。经子产劝说，子孔烧掉了载书，郑国的百姓因此才安定下来。
盗贼是不应该放纵的，给他们喝酒，更是助长恶行；载书是用来治理百姓的，烧掉它更是常理所不允。
然而秦国和郑国却从中得到了好处，这是为什么呢？
大概因为，背上了不能宽恕之罪的人，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幸事；蓄积着满腔怒火想要发泄的人，只顺服于没有斗争氛围的感化。
那些小人做了坏事，知道自己背上了恶名，更知道自己是不可赦免的。
正因为如此，如果说赦免他们，他们还会感到内疚，也许可以改过自新；但如果粗暴地对待他们，他们就会自暴自弃。
做为统治者，若没有耐心去慢慢地等待他们转化，只是一味地搬弄法律条文，罗织罪名，让他们继续顽固不化下去，那么，难道责任仅仅在小人身上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统治者促成的。对这种事情，你怎么看？”
马腾说：“子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逊，远之则怨’。对于这种小人，不能用常理来对待。
我觉得先生所云是唯一正确的办法。虽然说时间悠长，但成效却是深远的。”
永嘉先生说：“执法的目的首先是为了遏制犯罪，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移风易俗，从而彻底消灭犯罪。
刚才我说的，是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来说，对犯罪者的惩治要留有余地，要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
切不可粗暴、苛刻地对待他们，否则，会导致他们顽固不化而无所顾忌。
小人如果无所顾忌，他内心里就不会对做坏事感到羞耻，而安心去干不合乎天下道义的事；忿恨的情绪得不到排解，就不再奢望统治者会宽恕自己。
所以憎恨那些无仁厚之德的人，不能过分；讨厌那些干坏事的人，没必要把是非搞得太清楚。这些做的目的是为了宽容他们，使其能够改过自新。你明白吗？”
马腾说：“我明白了。谢谢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