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可能周林永远都不会想到的是,自从那一年他真实的上报了亢州的家底后,锦安市下达给亢州的无论是税收还是财政收入指标,永远都排在全市的最前头,而且年年还在加码。

即便在亢州经受风雨洗礼和雷霆整顿后的经济萧条中,税收任务也从来都没有减少过,至使亢州任务过重,经济复苏缓慢,以至于被后来的督城赶超,取替亢州成为了全市的老大。

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基层干部还是普通百姓,说起这些都会对周林怨恨有加,这也是周林始终都不会被亢州人忘记的主要原因。相反对那时采取“阴谋”手段把周林赶出亢州的人,大家反而认为是功臣。

后来,王家栋因为受贿被捕入狱,被提前释放出狱后,彭长宜经常去看他,用轮椅推着他散步,每次回首往事的时候,说起周林被选掉这件事,王家栋都笑而不答,始终不跟彭长宜解释那几封信的真正内容,他的表情安然而且满足,并没有丝毫的愧疚之意。

只有一次,当彭长宜巧妙的涉及到那次选举事故时,王家栋模棱两可的说道:“小胜凭智,大胜凭德。但是,官场是个特殊的战场,有的时候要敢于使用下九流的手段,但前提是以大局以正义的名义,先胜了在说。我当时不过我是那个敢于去取胜的人!”最后这句话他说的有些悲壮。

彭长宜那个时候就想到了彭大元帅的一句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也许,在当时,王家栋就是那个敢于做下地狱的人。

亢州选举失败,该如何收拾残局,翟炳德的确有些挠头。

他发愁的不是亢州没有市长人选,他的手里有几百个正处级别的人,还有几千名副处级的干部,他思忖的是让谁去,以什么理由?怎么才能不动声色地完成老领导交给他的嘱托而不被别人诟病,这才是他考虑的关键。

市委书记翟炳德决定在亢州产生新的市长人选。表面是上向老领导伸出的橄榄枝,其实他另有目的。

纵观亢州目前的副职中,没有能够胜任市长的人选。不是年龄大就是学历低,不符合眼下干部选拔的标准。从中央到地方,每年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上,都会把干部素质的提示当做一项重要内容加以强调。

这样想着,一个人的名字就理所当然地从翟炳德的脑海中蹦出,他就是江帆。

只有翟炳德自己知道,江帆能够来亢州工作,他是受了北京一位老领导的托付才到亢州来的。

这个老领导就是江帆的岳父,当年曾经是翟炳德在建设兵团时的老上级,后转业到国家建设部任职,目前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

老领导当然不能跟翟炳德说江帆和女儿的婚姻出现问题,只跟翟炳德说江帆不愿留在原单位熬岁月,想到基层挂职锻炼几年,希望翟炳德能够暗中帮助。于是,翟炳德就通过省委组织部,把江帆放到了自己眼皮子底下,准备重点培养一下。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江帆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自以为逃出妻子束缚的江帆,却始终都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掌心,这是后话。

于是江帆便进入了翟炳德的脑海中了。

当然,翟炳德也考虑过狄贵和。尽管狄贵和年龄偏大,身体不太好,如果给他压担子他也会挑起来的。他性格温和,和强势的樊文良配合肯定没有问题。但却起不到制约樊文良的作用。

年轻的江帆,倒是比狄贵和更适合做亢州下一任的市长候选人。他比狄贵和有学历、有热情、有性格,比周林有思想,有见识,而且性格沉稳,为人谦虚、低调,相信他会不负所望的。

奥古斯丁有句话说得好:万物的平衡就是秩序的平衡,秩序就是把平等和不平等的事物安排在各自适当的位置上。

如果一个地方一旦失去了平衡,就会出错,周林就是一个教训。作为他的确应该反思。操之过急会使事物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的。

在跟樊文良的较量中,翟炳德也认识到了自己一些失当之处。所以他这次才决定向这位老领导妥协,看似妥协,其实是他另有打算。

江帆是属挂职锻炼来的副市长,所谓的挂职,名义上就是原单位准备提拔重用的干部,下派到基层锻炼增长工作经验来的,使用这样的干部不是锦安市委能做主的,必须请示省委,省委同意后,还要和江帆的原单位沟通,还有和本人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