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样做的弊病是，使人们的性情柔和而缺少进取心，因此当权臣篡夺国家政权时，没有谁出来抗争。
后汉崇尚名誉和节操，这是接受了西汉的教训。然而它的弊病是，终究导致人们掩饰真情而标新立异，从而酿成了党锢之祸。
唉，纠正错误却超过了允当，汲取教训却导致政治上的严苛；往日纠正错误时的称心如意，结果步入了来日后悔的境地，以致发出了悔不当初的感叹！
这就象庸医给病人用药一样，病是由热引起的，就用天下最寒的方剂泻热；药物的寒性又给病人添了寒病，便又服用金石一类的烈性药物，以反寒为热。寒被止住了，而热又生了，药物造成的病患又发作了。
因此只有真正的治国之道，才能做到公正而无偏颇。
纠正错误，却不失于中正；惩戒祸乱，却不急于治理；安心遵守儒家的礼法道义，并且不反复无常；信守儒家的中庸之道，并且不夹杂个人的好恶。
如此一来，天下的弊病就象是相互抵消了，而祸患也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大概只有君子，才能认识到这一点；也只有君子，才能理解这一点。
智慧只能察觉某方面问题的人，隐患往往潜伏在他所觉察的问题之中；权力用于矫枉之人，祸乱往往因为矫枉而过正。
世上之所以多事，统治者常常觉得智慧和权力不够用，其实他们哪里知道自己所缺少的，并不仅仅是智慧和权力啊！对此，你有什么意见？”
马腾说：“我觉得之所以会出现偏颇，一是统治者不具备治国之道，二是没有抓住根本。
不具备治国之道，其出发点就有偏颇，以偏颇去治理偏颇，岂不是偏上加偏？要是还没有察觉事情的根本之所在，就贸然出手，恐怕不仅仅是偏颇就能形容的了。”
永嘉先生道：“确然如此。有人常说：‘革旧布新，只要符合道理，即使违背人之常情，也不要担心犹豫。’
我就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不合人情的政治是不可能长久的。
不如在行事时，暗中去掉违背人之常情的因素，使人自觉服从统治者的意愿而又不易觉察出来，这样人民就不会怨天尤人，社会也不会动乱。
战国时，楚人不愿意养蚕，如果强行让其从事养蚕业，他们未必心甘情愿。只有一个官员建议，不如让百姓在交纳租税时以帛代钱，百姓就自然尽心于养蚕业。
汉代的百姓不致力于农业，如果国家强迫他们务农，未必心甘情愿。只有晁错认为，不如让百姓向国家交纳粮食以换取官爵，百姓就自然尽心于农业。
前汉时，诸侯王的势力强大，国家如果通过行政手段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必然产生动乱。而贾谊认为，用诸侯王的领地分封他们自己的子弟，这样就有了使他们高兴的因素，而诸侯王的势力自然也就削弱了。
后汉屯兵边塞，敌人来了就弃地逃跑。朝臣认为，征集有劳动能力的男子到郡里定居，敌人来了，人们会自觉投入战斗，这个问题自然而然也就解决了。
国家的弊端，贵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去掉，事情就没有不取得成功的。我想，这应该是治理弊端的最高境界吧？你是怎么看的？”
马腾说：“能这样做，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