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言即理，圣言即法，这一伦理观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深重地影响了中国的法律法令。
这种政策对后世的影响是两方面的。
一方面，重农抑商政策在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起了积极作用。
例如商鞅变法，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促进了秦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前汉初期实行的一系列重农抑商政策为大汉的稳定和强盛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等等。
另一方面，重农抑商政策也导致地主官僚不断兼并土地，使土地高度集中，农民破产流亡，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激化了阶级矛盾，造成农民造反作乱不断爆发。
地主官僚集团也因疯狂兼并土地而更加腐败，导致王朝更迭。
秦朝的灭亡、前汉的颠覆，就是我们眼前活生生的例证。
那么，目前我们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境地呢？
就我们大汉而言，前汉之初之所以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经济上，前汉建立之初，万象凋敝，农业劳动力十分缺乏，农业‘户口不得而数者十二三’，经济衰败到‘民无藏盖’，‘天子不能具钧驷’的地步。
可是，一些富商大贾和豪强地主却仍在疯狂地兼并土地，掠夺人口，‘商人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的现象普遍存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前汉初年的统治者才采取了上述抑商措施。
随着前汉社会经济日渐恢复，抑商政策也逐步松弛。
到惠帝、高后时，商人‘乘坚策马，履丝曳缟’已成合法。
到武帝时期，抑商内容就只剩下打击富商大贾兼并土地和垄断经济了，这从桑弘羊理财所采取的措施中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如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无一不是针对富商大贾的，而对中小商人则不仅不抑，还提出了一些有利于他们发展的政策和主张。
如桑弘羊一上台就提出‘农商交易，以利本末’的口号，主张‘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使农商工师各得所欲’，实际是农商并重。
前汉末年，有人曾奏请哀帝重申‘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之令，也只落得个被搁置不问的结果。
进入后汉以来，由于后汉政权本身就是在豪强富商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光武帝刘秀本人就是地主兼商人出身。
因此，通观东汉时期的历史，除了桓谭曾提出‘禁民二业’的主张之外，几乎再找不出一点抑商的影子。
即使这一点，到汉明帝时，因地方官禁民二业而影响农民因地制宜，在屯骑校尉刘般的建议下也被明令取消了。
这样，原本就徒有其表的‘抑商’政策最后连‘表’也没有了。
所以，后汉时期，商业的发展，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
这可以从仲长统的一段描述中窥其端倪：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从其心之所虑’，
‘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有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
商业之发展，一致如斯。“